窃闻小行人之归，敌必欲得用事者之首，而后归侵疆，定和好。堂堂大国，决未之从，果若行之，则国不可为矣。昔唐杜元颖自宰相出为剑南节度，敛取苛重，蛮徼咨怨。太和三年，南诏乘虚破成都，焚郛郭，蜀之宝货工巧扫地。文宗遣使临抚南诏。南诏上言，请诛元颖，遂贬邵州刺史。议者不厌，斥为循州司马，死于贬所（此段出《唐书》二十一卷《杜元颖传》。）。其后李德裕为相，议曰：元颖尝居宰弼，失于驭远，致蛮寇内侵。蛮夷之情不可开纵，若为之执怨以快其心，则是不贵王臣，取笑外域（此一段出《李卫公集》十二卷。）。窃考杜元颖厚敛剥虐，遂开边衅，与诬君矫命，轻动干戈固不侔。南诏小国，入蜀之祸，止于一方，与挑祸强敌，轻动百年两国之盟好，三垂受兵，海内骚动之事固不类。元颖庸谬书生，论罪极于窜责。今之奸虐几于荡摇宇宙，倾危社稷，滔天贯盈，罪状固万辽绝。然卫公终以元颖尝为宰相，不忍因夷蛮之请而死之，所以惜国体而非为元颖也。杨国忠之枭首，李林甫之斲棺，无非专权蠹国，开边召乱之所致，亦无戮尸之事。唯晋王敦谋叛，事平而敦已卒，乃跽而斩之。此三恶者，诛之不同。然苟出于其国家之典刑，虽陈尸于市，并坎而埋，取其已戮之体，凿掘斩刺，无不可者。若夫因敌人之命，函用事之首以求成，则自古未之有也。惟燕太子丹封樊于期之首以献于秦，赵孝成王取魏齐之首以赎其弟，本朝徽宗皇帝令王安中函张觉之首以送金人，其事今可复袭耶！矧燕丹雅意欲使荆轲刺始皇，非禀秦之号令也。魏齐魏相，与秦相范雎结怨，秦求之急，自魏而赵，非用事于赵也。邓叔子，降贼也。后周太祖宇文泰因突厥遣使请诛邓叔子，太祖许之，收叔子以付使者，杀之于青门外，至今简册以为深鄙（此事出《后周书》突厥列传四十二卷。）。悉怛谋，酋长也。唐文宗恐吐蕃复怨，竟令执还，戮于汉界之上，李德裕终身痛惜。降俘且尔，矧有关于大体者哉！今奋迅震之威，而殒魁渠之命，大刑正矣。悯其祖考，惠以三寸之棺，大体全矣。我辞既直，敌暴应销。何必取已死之骸，逞无已之刑，快敌心而后可和哉？昔逆亮渝盟，生灵骨暴。亮既废殒，则我遂退听，此未尝得而干预也。且乾坤之怒不极，彼独无大臣乎？始任之以事，而终戮以自送，亦且为敌窥矣。昔吴主戮诸葛恪，臧均上疏，乞令收葬，以为：「人情之于品物，乐极则哀生。见恪贵盛，世莫与贰，身处公辅，中间历年，今之诛夷，无异禽兽，观讫情反，能不憯然」！均之斯言，最为深切。自顷元害扫除，六军喜踊，长安孩幼詈声成风。国之大刑亦震矣，敌所指取志亦偿矣。若又掘诸坎瘗，重加斩刈，以求媚于敌，恐过而伤恩，人情慨然，昔之怨詈转而悲叹矣。敌人无厌，自此邀索未已，愈肆恣睢。他日握兵之将，分阃之人，深惩往事，其孰肯出身任事以与敌抗？是一元害之首不足惜，而国自此不可立，大可畏也。窃谓宜择专对之才，引义析情以答，塞其谋而力拒绝之，不宜以此复命。

问：昔王通以直大论尧舜，直简论夏商，帝王气象各有不同耶？班固赞高帝虽日不暇给，而规摹弘远。高祖之行事具在，不知指何事而见其弘远耶？唐史臣称太宗制度纪纲，能维持天命。太宗之条教具存，不知因何道而能延永基命耶？后之子孙遵循而勿变者有几，又能加益而昌大者谁欤？抑尝疑之。班固以律令、章程、礼仪为汉规摹，唐史臣以租庸调、六典为唐制度。若班彪、梅福、李绛、崔植皆不苟于为言者。彪、福论高祖之兴，归美于纳善用人，无一语及萧何、叔孙通之所创造。绛、植皆与其君评论贞观之盛，又以为是能用房、杜、王、魏尔，亦勿及其他。二子之论，孰得孰失？岂所谓弘远与夫所谓维持凭藉者，不在彼而在此耶？元帝好儒，威权损夺，若宣帝之严厉当矣，乃自陷于偏杂。宣宗好察，唐室以衰，若文宗之忧勤切矣，亦无补于盛治。何哉？恐必有其故。

隋唐之际，天厌乱久矣。高祖始受命经营创造，天下略平。太宗宏谋远算，以底大定。高宗昏庸，权移武周，中宗继之，韦氏夺柄，唐之基绪，绝而后续。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祸，而不生于天下之变，岂待拟议而后明乎？然自天宝至天祐，始终几二百年，变故数起而遂及于亡者，何也？迹其衰丧之端，盖有四焉。一曰方镇，二曰四夷，三曰奸臣，四曰宦者。四患之生，则又有所从矣。方镇之患，生于倚之过重而养至彊大；四夷之患，生于茍其为用而不复禁制；奸臣之患，生于听任之惑；宦者之患，生于危难而赖其功。其生虽异，而其迹相表里。内有以召，则外有以应。惟其明君忠臣，或禦于外，以定内之势；或制于内，以成外之功。是以乱而复治，危而复安。及其内外之患并起共攻，而上下无以制禦，则天下崩解而不可支，此唐亡之明验也。藩镇诸帅，分列四方，大者千里，少者数郡，建幢授钺，犬牙错峙。沿边皆置节度府，范阳、朔方兵至十万，威武相高，暴戾相胜。一旦窥伺国衅，卷甲而前，则中原丘墟，天子播越。乱根逆萌，既无以制，然后加之王爵，以安其意，赐之金券，许其自新，姑息继世，幸于无事，此倚之过重而养至彊大也。肃宗之初，志在恢复，西戎尝引军赴难，收复二京，亦赖其力。代宗时寇孽未殄，又尝率众讨逆，既与之和亲，又待以殊礼。西戎之性，暴而无厌，及大历之际，吐蕃侵掠，屡至近辅，卒犯京师，此茍其为用而不复禁制也。明皇之于国忠、林甫，代宗之于王缙、元载，德宗之于赵赞、卢杞，此听任之惑。辅国、元振始建宝应定策之议，而宦官张盛，此危难而赖其功也。国忠、林甫既专政，乃有天宝之乱；缙、载、辅国、元振既用事，乃有大历之寇；赵赞、卢杞既擅命，乃有奉天之危；此内召而应也。然天宝之乱，则子仪、光弼能靖大难，再造王业，而天下不遂坏；大历之寇，则又为子仪荡平，而中原不遂失；奉天之危，则浑瑊、李晟竭其忠力，以清妖祲，而王室不遂亡：此之谓禦于外以定内之势。德宗之季，以延赏之怨罢李晟，以延龄之谋废陆贽，始置护军中尉、中护军，以兵授阉尹。当此时，奸臣宦者之势可畏矣。宪宗愤威令之不振，勇于拨乱，诛刘辟，执李锜，讨王承宗而不疑。一用裴度，则淮西之孽扫去，逆藩叛将，蓄锐丧气而思效顺。穆宗之时，崔植、杜元颖不知兵，朱克融之乱，复弃河朔，元稹与魏宏简交害国政。至于文宗，则守澄有勋，宗闵为相，甘露之败，京师喋血。当此时，奸臣宦者之势又可畏矣。武宗以雄谋勇断抗举国势，一用李德裕而诛陈行泰，破回纥，讨刘稹，皆有成绩，而寇孽不敢肆其暴：此之谓制于内以成外之功。僖、昭之际，主德既昏，令孜、复恭擅执威柄，卢携、张浚辈为之辅翼，既有沙陀之侵暴，又有朱温之吞噬，则天下之势固去矣。呜呼，唐三百年而治乱循环如此，为万世之策者，安得不远监而深虑哉！

古者诸侯三岁一贡士，大国三人，其试之于泽、于射宫，匪直以言扬也。国朝仿汉唐之制，专以文字取士。通为淮左望郡，三岁大比，登名者三，仅如古大国之所贡。政和二年，以浑化增十人，至今夸诩，号利市州。中兴以来，贡额才及所增之数，密迩圻辅，陶化染学，文物益彬彬矣。咸淳四年六月辛巳，郡守冯侯弼新作贡院成，以图来请记，应凤不敢辞，则以问于侯曰：「昔尝读程文简公《三贤堂记》，则知通之有贡院久矣，不知废于何时。今日之创因旧而新之邪，抑改作邪？且其地焉在」？「昔州治之东有水四周，自风云路而入者，淳熙中蒋侯雍所建也，其遗址今在壮武营中。逮于嘉定，文惠乔公来守是邦，病其湫隘，遂迁于州治之西溪紫薇旧宅，光孝塔峣然表于东南，因以为文笔峰，题其额者魏楼公也。嘉熙戊戌南宫名第，郡士得其五，时乔公实押敕，视政和为尤盛。淳熙壬寅，疆吏不戒，几不为郡。越九年，贾公以衮钺来，旬始克往，城以有宁宇。先是，举场附于南徐，或寓海陵，其复试于乡，自宝祐乙卯，始即頖宫布几席，从权制也，士不以为便。兵部尚书李公建阃之九年，海冥淮清。弼得以暇日，固保障，备械用，文事武功不可偏废。昔岁之秋控于大阃，更试于总制之虚廨，盖嘉定贡闱之旧。然终非久远计，乃相攸高爽地，得郡之蔬圃焉，东北枕海山楼，可以开云梯之武，南则浮图屹立，可以继慈恩之题。重门罗棘，有堂、有厅、有庑，糊名易书，次舍严密，为间者八十有八，民不知役，踰月而成。鹄袍鼎来，文气自百，鼓行事雄，何止一助。是非弼之能也，亦惟怙冒天朝之福，禀承统府之命，讫就前人之所未为。而弼且将去矣，子其为我书之」。于是作而叹曰：今之吏，凡簿书所不责者谓之不急，况剖符于并边者乎！侯于是贤远于人。惟通濒江枕海，带连吴会，盖陈忠肃、任忠敏之所尝居，王文惠、赵康靖之所尝治也，游于斯则郑毅夫，仕于斯则刘伟明，文采风流，衣被到今。若时先达，直馆吴公以谏诤显，京曹张公以清节闻，客曹俞公以词科进，而二崔为文宗，受知孝宗，肇以銮坡摄儤直之任，其两凤联飞，续闻趾美，为时名卿者，不可一二数。夫人与天地相通也，文与气相发也。古之人「无斁誉髦斯士」，言士者心旧而尝一也；「攸介攸止，烝我髦士」，言造士者新而不穷也。且今之新长桂丛者，非向之畦而茹者乎？向也汗陋，今也高明，地不改辟而气象异焉。学者志于上达，盖知所取舍矣。莫尊于道义，莫美于名节，以致远自期，以务实自励，夫是之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，夫是之谓夙夜彊学以待问，怀忠信以待举，力行以待取。通之士其尚懋哉，以无忘侯怀。侯世家匡庐，厚斋先生之子，学有源委，故为政知所先后云。

文宗用李宗闵为宰相，宗闵引牛僧孺同知政事，尽逐去李德裕之党。及德裕再相，出宗闵以为兴元节度。宗闵结驸马沈羲、女学士宋若宪、枢密杨承和，而再求辅政。会中人王守澄荐李训、郑注，而德裕恶其憸巧。训、注居中用事，复相宗闵，而出德裕。是时朋党交炽，两相倾轧，绌逐朝士，无有虚日。文宗尝叹曰：「去河北贼甚易，去此党实难」。嗟乎！文宗于此失政刑矣。夫为天下之君，治乱兴亡，唯在择宰相而已。宰相得其人，则天下受其赐；宰相非其人，则天下受其祸。进退任用，系于君上，察其贤不贤耳。夫君子小人，各有朋党。以君子者为宰相，则抱君子之道者，皆以党而进于朝矣；以小人为宰相，则怀小人之才者，亦以党而进于朝矣。君子进则国体重而纪纲正，小人进则国体轻而纪纲乱。君人者欲知君子、小人之分，则察其器宇，观其议论，验其行事，审其措置。茍有益于国家，有利于生民，不私于身，不贪其权，使内外百官各得其职，上下庶务各有其序，是可任以大臣之事也。茍反于此，是不可任以大臣之事也。今小人之党日夕进，见交乱于左右尚不能去之，而曰「去河北贼甚易」，此徒言耳。尝谓文宗有嫉恶之志，而无嫉恶之断。何以言之？文宗尝自为诗曰：「辇路生春草，上林花满枝」。此盖知小人浮艳者当路而滋蔓矣。然终不能奋独见之明，刬除群妖，以彊国体，徒呜咽悒郁于禁中，此非有其志而无其断耶？

户部公文集许借留，幸甚。见前辈文宗，褒赏一时名士，于东坡最多可，往往过其实。惟荆公未尝以言假人，而曾南丰为尤严。比见郭祥正得荆公数帖，皆称道其诗者。中一帖云：「子固之言，不知所谓，岂非足下天才超轶，尚当绳以古诗之法乎」？是知祥正者，荆公所予，而南丰不予也。南丰序李白诗，与王平父、深父、深父令祖文集，某悬知为天下之奇作也。今始获一见，更许少留熟读，稍宽藩阈，何贶如之！

《栾城三集》，黄门手自编次，固无遗矣。《东坡后集》，或云即刘元忠所集二十卷，则容有未尽也。奏议、制诰，世閒所传，初无定本，公家集可以一见乎？比临川刻荆公诗文，赝本居十之一，而错谬不可读。江左诸人纪次《豫章》，欲与一时文宗方驾并驰，而文多于诗三倍，皆可惜也。杜子美、李太白、白乐天之文，为庸俗所乱，先生尝太息于此。如制诰、奏议及二集所不载者，愿季文速出，与天下共之。不惟一新学者耳目，庶几不为庸俗所乱，亦先生之志也。

绍兴二十八年春，敷文阁待制阳羡蒋公之镇吴门也，既期年矣。治最上闻，帝用褒宠。民安初政，郡以无事，公唯益勤不懈。事有关于风教，纤悉必举。前人遗踪胜概，以次复焉。又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，尝捐金欲兴三贤堂。盖唐左司郎中曰洛阳韦公、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、太子宾客曰中山刘公，皆尝牧此邦者，邦人尊之曰三贤。曩岁为堂以祀之，毁于兵火垂三十年，邦人念之叹息。公访其遗基，得于郡治故木兰堂之左，攘剔榛翳，抡材庀工。百姓不知，僚属皆乐从也。三月辛酉堂成，制度古雅，不陋不奢，称三贤之居焉。塑其像，以次位置于堂，南向东上。并尝一再从公过焉。公曰：「其为我记岁月」。固辞不获。并每独怪《唐史》，如文艺、儒学、循吏三传，几二百人。韦公法当处一焉，乃独不为立传，亦史册之遗恨也。惜哉！公贞元初，由左司郎得郡于此。清德临民，民乐其政。暇日宾礼名流，与之酬唱。于时白公客游郡下，盛称公风流雅韵，播于吴中，至有诗仙之目。自以不得与公游宴为不满。已而罢郡，寓永定僧庐。羁旅萧然，欲求田课耕而未得。每端居焚香扫地而坐，清风峻节，可想而知。其后白公自杭移苏，实宝历初元也。首以公郡宴诗镵之石，酷爱慕之，每自谓不及。韦公大概可见于此。史不传，不得不致详焉。若白与刘，行事始终则有本传在。二公共生大历壬子岁，真辈行也。晚益相厚，世谓刘白。白之去郡，刘以诗遗之，有「千家万户婴儿啼」之句。虽三代遗爱，何以加焉？后六七年，当太和中，刘亦继来。乘郡荒疫之馀，抚摩安辑，免民于转徙，文宗锡服以宠之。白公时在河南，犹以诗为刘贺。三贤平时道义相先，分相好，诚相与也。而文声政绩，兼优并著，且俱为有意于民者。名藩巨屏，得一师帅，吾民幸矣。乃接踵来临，岁月未远，声名风采，炳乎其辉。一时盛事，他郡所未有也。去之三四百岁，邦人怀慕之不衰，宜哉！公复振起而一新之，是将传之愈久而愈无穷也。蒋氏代以儒学显，至公而守兹土者三世矣。公少受知于世父枢密太师魏公，翰墨篇章，悉有家法。晚逢明天子擢登法从，处剧以简，中扃湛然，到郡今踰年矣。锄荒植废，皆如此堂，未易一二书也。并闻元祐中魏公帅南海，郡人绘前刺史吴公隐之、宋公璟而下八人，筑室以祠之。魏公阅图籍所载，又得滕公修、王公林，合前八人者号十贤，各为之赞叙。公今新斯堂也，视十贤之举，盖不谋而契。益知公之心，真魏公之心哉。敢并书以告来者。五月庚申朔，左朝奉郎、前差通判信州军州、主管学事江都仲并记。广平程绍祖书。

乾道三年正月丙寅，诏臣迈夕对选德殿，赐之坐，极论古今治乱事，及祖宗以仁守天下，纪纲法度使后世有以持循者，衮衮数百言。臣既歛衽肃听，且顾谓臣曰：「此殿朕即位后所作也，命名之旨，虽取于『选射观德』之义，然退朝之馀，发号出令，图事揆策，无适而不在是。凡燕游声色之奉，宫室苑囿之娱，非惟不可好，然亦所不好，独以閒暇取《尚书》及《资治通鉴》，孜孜而读之。帝之所以为帝，王之所以为王，法其所以兴，戒其所以坏，口诵心惟，未尝一日辄去手也。近侍外臣，昼接夕访，大廷帘陛之仪，一切略去，䌷绎政理，从容问答，颇有汉宣室、唐浴殿遗意。至于驺虞时会，抗志决拾，以弛张文武之道，特其一事耳。卿为朕记之」。臣迈离席，再拜稽首，谢不敏，弗获命。退而言曰：自唐、虞至于东周盖千有馀岁，其世远，其政息，然至今为后人所传诵，后王所矜式，而赖之以不泯者，《尚书》存焉耳。由三代而下至于后周亦千有馀岁，世愈益近，政愈益多，废兴成败之林渺若渊海，今列于户牖之间，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者，《通鉴》存焉尔。《书》亡然后《通鉴》作，兹其是与！陛下受天命，克己厉精，综练名实，躬持太阿之柄，操以为验，稽以为决，未尝不本原于二书。四海九州之人，神而明之，鼓舞奉承之不暇，而不知其所自得者，实出于一堂之中。万事之方来，毕陈乎前，匿态遁形，美恶毕见，湛乎其若镜照而龟告也。而臣幸得以笔墨薄技待罪禁林，此而不书，孰当书者？况于跽受天旨，恩纪卓异，为无穷光耀乎？乃不固辞而承命。臣闻之，成天下之事者莫大于至勤，洞天下之理者莫大于至明。今夫百川之流，草木之蕃，三农之业，百工之艺，皆勤也。而天子之勤异于是，必法天行健而后可。智效一官，化洽一州，折狱致刑，擿抉微漏，皆明也。而天子之明异于是，必如日方中而后可。唐明皇致中兴，勤政务本之意，慨然见于作楼之时。而日引月长，宴安鸩毒之不戒，明而不勤，为何如哉？文宗外忧藩镇之跋扈，内患朝廷之不勤，旦朝筹之，暮夜计之，而训、注之阴谋，牛、李之朋党，不能早辨，以稔甘露之悔，勤而不明，为何如哉？莫盛于太宗，而寖不克终，犹见于魏公之《十渐》。故臣以谓唐三百年去本朝为未远，卓然可喜者惟武宗、宣宗为然。今陛下扩天纵之圣，经之以至勤，纬之以至明，公卿以下有外朝之觐，延英之对，金华之讲，都俞咨询，寒暑一致。犹以为未足也，而又朝于斯，夕于斯，舜好问而察迩言，禹之惜寸阴，文王之日昃不遑食，皆以匹休抗美。下视武、宣，诚不足道，然自彊不息，终始毋怠。愿陛下常以今日之心为心。《诗》云「惟天之命，于穆不已」，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。臣敢以是为陛下献。岁三月庚午，左朝议大夫、起居舍人、兼权直学士院、兼权中书舍人、兼同修国史、兼实录院同修撰臣洪迈拜手稽首谨记。

呜呼！士之遭时遇主也，非有帝室之亲，而怀腹心之忠；非有列国之封，而奋手足之卫，其为作史者固宜取大节而弃小疵，美其犯患，而遗其细过，然后可以激忠臣而励志士。茍惟徒责其小疵，而弃其大节，论其小过，而掩其犯患之功，则是以成败论人矣。且以李训而论之。其始也布衣贱士，于李氏非有帝室之亲也；使其功成名立，于唐世非有列国之封也。而能竭忠愤志，以为文宗谋者，何耶？谋而就乎，大则左右仆射，次则侍从之官耳。身没之后，子孙贤乎，食唐之禄；其不贤乎，为唐之民。谋而弗就，身膏斧钺，诛及妻孥，宗族绝灭，为天下笑。然李训为之而不辞者，岂有他哉？志在安宗社而尊君父也。作史者不能深探其心，而以浮躁责之，此愚所以掩卷而叹也。且《春秋》之法，君弑而贼不讨，则深责其国，以为无臣子也。宪宗之弑，历三世而贼犹在，方是时，非无臣子也，刘蕡以言逐，申锡以言诛，天下之士，由是缩首畏祸，持禄养交而已。惟一李训，义不顾难，忠不避死，慨然为文宗谋，杀陈弘志，鸩王守澄，而杨承和、韦元素、王践言之徒相踵而死，元和逆党，几于殆尽，少足以快天下之怒，未足以雪宪宗之耻。惜乎训之情锐而气狭，志大而谋浅，立功名之地而不处之以谦厚，蹈安危之机而不先之以沉默，反与郑注怙权，斯所以致甘露之祸也。且以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，鱼弘志为右神策军中尉，天下之权，尽在二人矣，举手伸缩，便有轻重，岂可以白徒而搏精锐哉？为训者，胡不告文宗曰：举神策之兵而委之于将，罢二人之柄而付之有司，然后有罪者诛，无罪者释之，使天下之人，晓然知宦寺之罪不可赦也，则仇士良、鱼弘志乃一妇人女子之力耳。其次者，从郑注之谋可也，岂有甘露之祸与？而不知出此，反以谲诈败天下事，抑亦当时衣冠之厄会也，唐社稷之不幸也。设使当时无风动庑幕之变，足知阍寺之不可逃矣。岂天意之不佑，俾人谋之洄刺者耶？唐史惟知罪其浮躁而失之，愿执事者思之也。

民瞻幼阅晋陆机士衡传，太康末，士衡与弟云士龙俱入洛，造太常张华，华素重其名，一见如旧识，曰：「伐吴之役，利获二俊」。尝伸卷反覆求二俊所以名于世者，张华所以称道而有得士之喜者，观之，盖其兄弟以文章齐驱并驾于兵戈扰攘之间，声闻闳肆，人无能出其右者，时号二陆，华闻服之久，一旦骤得之，宜其欣慰而称道之也。吁，二俊殁，寥寥且千载，其人不可得而见矣。其文章所谓如朗月之垂空，重岩之积秀者，固自若也，耳目可无所见闻乎！其载于《文选》诸书中者亦多，即而熟读之，其词深而雅，其意博而显，远超枚、马，高蹑王、刘，百代之文宗也。每以未见其全集为恨，闻之乡老曰：「士衡有集十卷，以《文赋》为首；士龙集十卷，以《逸民赋》为首」。虽知之，求之未遂。偶因乏使承云间民社之寄。二俊，云间人也，拜命之日，良慰于中，谓平素愿见而不可得者，遂于此行矣。到官之初，首见遗像于吏舍之旁，尘埃漫污，暧昧殊甚，大非所以揭虔妥灵之本意。即日辟县学之东偏建祠宇，奉以迁焉。邦人观瞻，无不欢喜称叹。因访其遗文于乡曲，得《士衡集》十卷于新淮西抚干林君，其首篇冠以《文赋》，《士龙集》十卷则无之。明年，移书故人秘书郎钟君，得之于册府，首篇《逸民赋》，悉如所闻。亟缮写命工锓之木以行，目曰《晋二俊文集》。二俊之文，自晋历隋、唐，更五代，迄于我宋，又二百四十余年，湮没不彰，今焉恍如揭日月于云雾之上，震雷霆于久息之中，焜耀云间。云间学士大夫宗之仰之有余师矣，二俊之名不朽矣，民瞻之欲遂矣。又明年书成，谨述于篇首。庆元庚申仲春既望，信安徐民瞻述。

臣窃以朝廷天下之大本也，政事法度于是乎出，故中书进拟，门下审駮，尚书奉行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，使四方禀承焉。政出于一则朝廷尊而天下安，政出于二三则朝廷卑而天下危。天下之安危，系于朝廷之尊卑；而朝廷之尊卑，系于宰相之贤否，与夫人主听任之重轻，其可忽乎？唐至文宗之朝，可谓衰弱矣。武宗既立，得一李德裕相之，而威令遂振，何哉？德裕知所本故也。其初为相，即上言曰：「宰相非其人，当亟废罢，至天下之政，则不可不归中书」。武宗听之，号令纪纲，咸自己出，故能削平僭伪，号为中兴。然则艰难多事之秋，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。自崇、观以来，政出多门，阉宦、恩倖、女谒皆得以干与朝政，所谓宰相者保身固宠，不敢以为言，遂失其职。法度废弛，驯致靖康之祸，非一朝一夕之积也。臣愚诚愿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，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，监崇、观之失，以刷靖康之大耻，宗社生灵不胜幸甚。

人君不患乎太刚，而常患乎柔而不断。太刚者不能无过举，然不失为贤君；柔而不断，则遂有昏乱之渐。盖刚者多明，柔者常暗。明、暗者，贤君、庸主之所以分也。汉宣帝励精为治，信赏必罚，综覈名实，不能无过举，然卒为贤君者，刚故也。至元帝则优柔不断，孝宣之业衰焉。唐宣宗精于听断，以察为明，无复仁恩之意，不能无过举，然卒为贤君者，刚故也。若文宗则仁柔少断，以致甘露之祸。观元帝宽宏善下，出于恭俭，号令温雅，有古风烈，然有一萧望之，卒信谗使自杀，至委用弘恭、石显，则胶固而不移，此孝宣之业所以衰，而汉之纪纲遂至不振，岂非以其柔而暗故欤？观文宗恭俭儒雅，出于天性，慨然慕太宗之治，太和政事号为清明，然任一宋申锡，卒为阉宦所诬而斥之，至委用李训、郑注，则一意而不疑，此甘露之事所以祸及忠良，不胜其冤，而帝亦饮恨而没，岂非以其柔而暗故欤？夫人君取象于天，则以刚为德也；取象于日，则以明为德也。体刚明之德，而刚不至于暴，明不至于察，虽古圣帝明王，何以加此？至于刚明而不能无过举，犹为中材之君。若夫刚挠而为柔，明易而为暗，则失其所以为君之德矣，虽欲建功立事，追踪古人，恶可得哉。

君子小人得位而立人之朝，则必各引其类以自助，此朋党之所由兴也。然而君子之类以道义亲，小人之类以势利合。君子为国，正直而不挠；小人为身，奸谀而取容。其判若白黑然，顾人主勿之察耳。自古人主知朋党之为患，而不知所以致此者，在君而不在臣。何哉？人主之所以处己者，其刚足以决柔，其明足以照奸，其诚足以兴善，其中正足以观天下，则君子进而小人退，所谓朋党者盖无有也。迨夫刚不足决而优柔不断，明不足照而昏蔽可欺，诚不足与而有二三之德，中正不足劝而有偏陂之心，然后君子小人混淆杂揉，引类以相排，君子既指小人以为朋党，小人亦指君子以为朋党，人主苟惑而弗察，退君子而进小人，则祸乱阶矣。请借古以明之。方尧之时，其所进用者，皋陶、稷、契之徒也，其所窜殛者，共、鲧、驩兜之徒也。方成周之时，其所辅相者，周、召之徒也，其所流放者，管、蔡之徒也。岂有朋党之患哉？汉之末，其君若桓帝者，昏蔽可欺，是以奸邪擅朝，磐固交错，指一时名节忠义之士以为朋党，而党锢之狱兴，汉因以亡。唐之末，其君若文宗者，优柔不断，是以牛、李之徒，结为死党，一时正士不附己者悉排斥之，󲦤绅罹祸几四十年，唐因以衰。由是观之，朋党之说不出于尧舜、成周之时，而出于汉、唐之末，槩可见矣。人主欲无朋党之患，莫如自治。刚也、明也、诚也、中正也，皆自治之道也。《易》曰：夬，决也，刚决柔也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欲无朋党，非明可乎？《诗》曰：「太平之君子，至诚乐与，贤者共之」。所谓诚也。《洪范》曰：「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」。所谓中正也。率是道以照临百官，而君子不进，小人不退，士大夫不环植而散群，未之闻也。不能自治而欲分别朋党之是非，譬犹烛鉴不明而欲辨妍媸，权衡不设而欲揣轻重，盖亦难矣。故曰「破河北贼易，破此朋党难」，非虚语也。作《朋党论》。

宣和改元夏六月，京师大水，自都城之西，渺如江湖，不见涯涘。踰汴堤，循顾子门以及北郊；浸辟雍，荡玉津园以及藉田。漂溺庐舍人畜，不可胜计。于是诸门悉上藉新城以为固，独东方门南界汴堤北距夷门，山水所不及，而去都城十馀里，决汴渠灌田野间以杀水势，于是漕运不通，而畿甸悉罹水患矣。先是，暴雨有异物，形如龙蛇，自雨中降，获而杀之，识者以为水祥，已而果然。予时备员左史，心独异之。窃观主上降诏遣使，所以忧劳者甚厚，在位者缘此必有发愤纳忠之人，乃寂不闻。愚戆不能自已，因奏疏论列，大意以为祖宗都汴百有五十馀载，未尝少有变故。今事起仓卒，迩远惊惧，诚大异也。夫变异不虚发，必有感召之因；灾害未易弭，必有销伏之策。宜寅畏天戒，招徕谠言，修祖宗故事，以慰天下之望。且请因侍立许直前奏事，以尽区区所欲言者。时十有三日也。疏奏，屏息以俟，而是日无命。翌旦造朝，侍立如常仪；既而宰执奏事，班退，传旨閤门令先退，不复得对。因上章待罪，遂有沙阳之谪。客有献疑者曰：「有官守，有言责。子以记注为职，无言责而论事，非侵官乎」？予应之曰：「古之为臣者，皆可以有言于君。故有师箴、瞍赋、矇诵、百工谏、近臣尽规之义。后世官守言责既分，则独执政大臣、侍从论思献纳之官，与夫任台谏之职者可以言天下事。左右史虽卑，然日侍天子清光，以记言动，居两省、缀侍从末班，遇所当论者论之，乃其职也，曷为侵官？昔唐魏谟由右补阙迁起居舍人，文宗谓之曰：『事有不当，毋嫌论奏』。谟对：『臣顷为谏官，故得有所陈；今则记言动，不敢侵官』。帝曰：『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，而毋辞也』。祖宗之制，虽馆职许论事，况左右史乎？冯京、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论事罢去，唐介、文彦博相与廷辩，则蔡襄直前论之，以所论不当为罪则有矣，未闻以侵官为罪也。子曷不责今之不言而旷官者，顾乃责我以侵官也」？客曰：「然则近世任此职，曷为无论事者」？予应之曰：「左右史去侍从一间耳，幸而不以罪去，给札召试，则进居侍从之列。今人以得侍从为荣，故例为循默以俟迁耳」。客曰：「然则吾子何不为之？意有所蓄，姑俟他日未晚也」。予应之曰：「是何言与！人臣以利为心者，可与事君也乎哉？贪位慕禄，遇事循默而不敢言，非以利为心欤？以利为心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且士气不振久矣，在下者惟知爵禄之可贵，而决性命之情以争之；在上者惟知以爵禄足以笼天下之士，而视外廷之臣蔑如也。予为此惧，窃不自量，欲以区区之身而救一时之弊，岂苟然哉！况夫以左右史为未可言，而必待侍从；以侍从为未可言，而必待执政；以执政为未可言，而必待宰相；以宰相为未可言，而又必待其时，则果何时而可以言耶？此特保富贵、为妻孥计者之论耳，未可与语以道事君之说也」。客曰：「当其可之谓时，故言于可言之时则从，言于不可言之时则凶。今子之言时乎」？予应之曰：「当其可者谓当夫事之可者也，当夫事之可则为时，故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。如必待其时之可，则龙逢、比干之徒当为罪人矣。昔之君子于邦有道则危言危行，故鲠直之论必陈于圣明之主，而防患之说必出于治安之世。禹之戒舜，以『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』；太保之训武王，以『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』。以帝舜、武王，而其臣之所告者若此，何哉？爱君之诚深，则纳君之言切故也」。客曰：「子之职当言而时可言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敢问子之言曰：『变异不虚发，必有感召之因；灾害未易弭，必有销伏之策』。夫灾异之说起于汉儒，今子之言若是，揆于吾圣人之学，得无戾乎」？予应之曰：「昔高宗有雉雊之异，而祖己训王以『先格王正厥事』。宣王遇旱暵之灾，侧身修行而王化复行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于灾异必书，所以谨天戒也。汉儒乃附会而为之说，牵合穿凿，使人难信，此所以得罪于圣人。若夫遇灾而惧，正厥事以谨天戒，乃吾圣人之旨也，何戾之有」？客曰：「借使子得请而直前，则所论者将何为」？予应之曰：「孟子不云乎：一正君而国定矣。所谓正者，岂事事而为之哉？特在夫心术之间耳。兹事体大，未可以立谈判也」。客愕然曰：「曩也我有疑于子，今闻子之言，涣然冰释矣」。因叙其语，以为《释疑》。

臣光庭等言。臣闻惟天为大。圣人合其德。知微其神。至人契其道。德应者天锡其命。道尊者帝受其名。伏惟陛下克享天心。诞承丕命。仁育万类。道光四表。功业见乎变。祯符应乎时。往者国步多艰。克清内难。皇天眷祐。受命文宗。允协圣谟。肇修人纪。不易日月。再造乾坤。此陛下之神武也。若乃钦明上古。允恭克让。缀学设教。定礼创历。章施五采。克谐八音。缉熙之教成。肃雍之德备。此陛下之圣文也。若郊祀天地。文之经也。敬事神祗。文之德也。柔远能迩。文之化也。登封告成。文之表也。非大圣则不能合其典谟。非至神则不能制其通变。故功成者不可不表。德至者不可不崇。是以百辟禺望。三灵乃眷。将谓鸿名尚阙。大典未敷。臣等昧死上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。陛下将以首出千古。表正万邦。伏愿守神器之至公。违鸣谦之小节。微名不可以深拒。大典不可以固违。则乃谓韶尽美矣。又尽善也。凡在含生。不胜大庆。臣等区区。敢以固请。